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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红周刊头条:中国如何在全球化4.0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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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L形走势的确定,意味着中国靠人口红利带来的高速增长已成为历史。那么目前的中国,怎样从一个颤颤巍巍行走江湖的新兴经济体,变成一个债多人不愁、有充分定价权的超大型储备经济体呢?对此,本期来到红刊投资论坛的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中国必须得走创新推动、服务致胜模式,且资本市场必须做大量投入。“美元统治的全球化3.0模式已经出现裂缝,这正好给人民币走上国际舞台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邵宇说。

 

人物介绍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主要观点:中小企业在银行的信贷体系得不到充分的服务,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始终是政府头疼的问题。这种充分的服务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因为资本市场和创业、创新的关系很简单,通俗一点说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

 

  本周,红刊投资论坛在对话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时,他表示,中国要想在全球谋求更大的份额,必须完整地从投资、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地缘、治理等方面同时发展,目前还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即前四点。而资本市场发展在中国尤为重要,目前中小企业在银行的信贷体系得不到充分的服务,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始终是政府头疼的问题。这种充分的服务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因为资本市场和创业、创新的关系很简单,通俗一点说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未来资本市场需要有海量投入。  全球化正逐渐从3.0过渡到4.0
  《红周刊》:全球化是资源、商品等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这个大趋势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机会。现在全球化进入了哪个阶段?
  邵宇:全球化已经走过了3个阶段,现在是3.0到4.0的过渡时期。在1.0之前的“前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地缘活动局限在亚欧大陆的有限范围内。当时只能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和交流。在大航海时代后,全球化迎来了1.0时代,此时将美洲纳入了全球化范畴,大洋洲也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力量部署。在这个阶段最后,英国在海上战争中击退了西班牙,在经济上超越了荷兰,成为全球化2.0的开端。此后,英国主导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这是2.0时代的重大进展。
  《红周刊》:3.0时代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邵宇:是的。美国吸取了英国的经验教训,在二战后,无论从货币、投资、贸易还是军事,都做到了明显的力量积累,以获得全球顶端的地位。当然,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始终游离在强国周围,但在1.0、2.0、3.0的变迁过程中,总有一个核心国家,能将80%的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纳入其中,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  
  《红周刊》: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体制,在这一阶段获得了什么成就呢?
  邵宇:全球化3.0在货币、地缘安全、贸易等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最近20年贸易规模快速上升。美元获得了超高规模应用,各国相互投资、金融市场空前发达。民众整体福利也得到了良好改善,这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有生活产品的极大丰富。  
3.0模式出现裂痕
  《红周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请您谈谈3.0构造世界时好的一面。
  邵宇:全球化3.0拥有成功的本质,同时却也具有引发危机的基因。3.0的核心是以美元作为全球化的驱动货币,通过美国的经常账户,向海外输出购买力。这个巨大的购买力吸引了天量生产,中国一类制造型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一类资源型国家都对美国输出大量生产品,这相当于给全球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同时,购买产品还需要足够多钞票,美元则成为了刺激全球经济高速运转的催化剂。在这个过程中,全球需求迅速上升,同时需求带动生产,无论是资源型国家还是中国、韩国等制造品的产出,都在高速增长。同时为了配合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量、交易规模以及交易频率快速上升,催生了巨大的服务产业。简单来说,就是有人花钱、有人提供原材料、有人生产,大家都很满意,全球化来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潮。  
  《红周刊》:那您说的3.0的裂痕开始显现,这点体现在哪方面呢?
  邵宇:刚才提到的,如此高的金融产品造成的流动性,一定会在各个市场上制造规模、程度、大小不一的泡沫,而且这些泡沫一旦存在,就会在某一个时点摧毁某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一旦破裂就会反映到实体经济中。此前的东南金融危机、2000年的美国高科技危机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反复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同时由于流动性,泡沫还不断地在各个市场中循环,将引发一系列外围市场或新兴市场的危机。而且这个泡沫最后将足够大,大到可以摧毁主体市场,也就是欧洲、美国这些核心市场的价格。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一波波金融危机,世界原来良好的循环结构将被打破,全球化3.0或将不复存在。  
  《红周刊》:那么现阶段危机达到了什么程度?
  邵宇:以现在的委内瑞拉为例,该国货币快速贬值,外汇储备也在快速耗尽,宏观经济的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高企,经济活动停止,甚至社会动荡延续不断,很像1997年~1998年亚太金融危机中小型亚太国家所面临的典型症状。现在,巴西货币也已经大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更大规模的新兴经济市场也都在危机之中。  
  《红周刊》:世界经济的发展正维持在一个胶着的状态,美元依然能维持世界货币职能的原因是什么?
  邵宇:虽然美元的地位被欧盟等以及新兴经济体削弱了,但相比于其他对手,美元依然更为强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占有核心储备货币的地位,能够更加灵活地转嫁危机,或将危机引到他想要的地方,以减少自己的压力。从这里可以看到,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都想谋求更多的全球份额,但作为主导地位的美国,则反感这种可能性的出现。虽然说的是“我接受,但你要按我的方法来做”,实际上从实施的方法到内容,中美双方争论了很多年,原来的超级帝国实力被削弱了,但新兴经济体并不会迅速取代上位。欧元、人民币、包括日元也都存在种种缺陷,这个状态可能会维持10年、20年甚至更长。  
中国在4.0过程中发展开放靠什么
  《红周刊》:那么从3.0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4.0的变迁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国家要想崛起,主要靠什么呢?
  邵宇:如果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增量总会在某一个时间点超越美国,但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甚至人均GDP超过英国后,美元真正取得世界地位又花了50年时间。要想获得主导地位,关键需要获得全球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基于共同发展的理念,可以从中获益的过程,还有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实力的认可。  
  《红周刊》:那么目前,中国想在全球谋求更大的份额,有利武器是什么?
  邵宇:中国必须完整地从投资、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地缘、治理等方面同时发展,目前还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即前四点。在这四点中,中国正在做一些努力的尝试,有一些取得了较大进展,有一些遇到了美国的狙击。贸易方面,中国不断呼吁多边谈判的推进,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I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些新一代贸易规则的狙击。中国也在尝试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或者亚洲自贸区的方式进行突围,但还在进展当中。
  《红周刊》:您能再详细谈谈么?
  邵宇:投资方面,中国以前是接受海外FDI(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现在中国在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其对中国的投资,可见中国资本正在全球出击。我们的目标是买到一些核心资产,但想获得高新技术,必定会受到欧盟、美国的反制;如果想获得房地产资产,那么房地产的估值是否过高则需要甄别,以免重蹈当年日本买下美国的风险。中国希望通过双边协定,在中美之间形成一个更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双方在一些根本方面,特别是负面清单,短期内难以达到协同。
  金融领域,则涉及资本账户的开放,中国去年经历了大幅度的资本市场波动,对资本开放比较谨慎,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目标是能够向全世界发出更多的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汇率受到管制,所以可能引发汇率风险。当海外看空中国时,风险就会爆发。所以如何通过新一代宏观审慎监管手段,减少开放所面临的风险,提高收益,是重中之重。而对于最后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在前期开放环节到位后,这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红周刊》: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有哪些成果和阻碍?
  邵宇:成果是在贸易输出方面增加了,阻碍则是在投资方面的进展仍然较小。这主要受制于资本账户的管制,但如果放开资本账户,中国是否能管理如此多的流动性,以及控制相应的汇率风险的发生,我们的系统还在学习和尝试。中国目前是一个较大的新兴经济体,怎样从一个颤颤巍巍行走江湖的新兴经济体,变成一个债多人不愁、有充分定价权的超大型储备经济体,这个过程需要市场的努力、监管当局更为出色的管理技能和投资人的认可。  
资本市场需要海量投入
  《红周刊》: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贸易、投资、货币、金融都充分起到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那么对于内生动力来说,资本市场是支持企业发展的重要工具,那么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扮演什么角色?
  邵宇:开放型的资本市场在中国尤为重要,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全球化拉动了外需和制造业的成长。全球化换来的资本,结合土地财政提供的资本,撬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无法为所有企业提供充分的服务,他们主要支持国企或财务过硬的民营企业。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这种体制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形成循环的闭环。但如果已经完成了城市化或全球化的大部分任务,新一轮的成长就将集中在创新、创造、研发的能力中。这些能力除了国家的支持外,其余只能来自市场,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的创新、创造。  
  《红周刊》:这些中小企业在银行的信贷体系得不到充分的服务,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始终是政府头疼的问题。
  邵宇:没错,这种充分的服务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因为资本市场和创业、创新的关系很简单,通俗一点说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对于一个发展定型的经济体,如中国或美国,内生制度决定了其创新成功的概率。假如美国成功的概率是万分之二,中国是万分之一,这个数字长期不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改善经济内生的制度安排来提升概率,但更重要的是,概率改善是很长的过程,想做到快速见效,就要靠扩大基数,在概率较小的情况下,通过分母策略的资本堆积,人为制造创新成果数量的相同。美国当初就是靠不计成本的天量投入,配合内生制度一步步改变,才做大做强了互联网等科技实力。所以未来在鼓励创新或某些新经济的成长中,资本市场一定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资本市场也将发生不小的变化,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优化供给、服务创新的核心,一定会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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